一次和一个从基尔来的朋友聊天，说到一年将尽，有些伤感。他不以为然，说他拒绝过元旦节。后来我知道还有一些欧洲人拒绝过元旦节，尤其是2000年的元旦节。这些人还真和从基尔来的朋友一样不是左派知识分子，为基督徒曾给原来的非基督教地区造成杀戮和灭绝而感到心灵不安，或为基督教的价值观凭藉——欧洲人自家早就恨死了的——快餐食品和电子玩具（譬如电视、电脑、微波炉…）继续毁灭亚洲和非洲的非基督教价值观而忧心忡忡。左派讨厌天下一统的那种制度的、单一的、乏味的生活形态，他们是世界主义者，希望形形色色的文化传统并存和交叉。他们对不喜欢的东西也往往采取幽默的态度，比方搞汉学的人二月份聚在一块过中国年，胡乱闹一夜，大有抓往节日就过的架势。和抓住欧洲节日猛过但冷淡甚至逃避旧历年的中国青年不一样，无论什么样的欧洲人都会准备一份过节的心情去过圣诞节：他们自己的节日。
拒绝过元旦节的欧洲人，说起来有点儿难听，却又是真的，是那种更高级别的知识分子。他们目的不一定是探索真理，但他们不会愿意在常识领域里去做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不一定有钱，可能特别穷，但心智方面的极高要求在他们的品性上造成了极为尊严的朴素，因而不大花心思、不大向别人暴露生计一类私事。他们往往是右派——穷而又右——持右派的经济和政治观点。尽管这样的人极少，但还是令人困惑，是什么样的天性加上什么样的引导，造就了他们？天性难讲，但迎合他们的天性、迎合他们天性中的一个倾向的一个气氛，却是明白的，那就是天主教。凡信天主教的地区，也就是人们在各个方面追求比较纯粹的美的地区。意大利、希腊、法国、德国南部……。
W·B·叶芝所说的世界两千年一个轮回，在拒绝过元旦节的那些人看来纯属呓语。我们可以设想两千年这个周期，可是从什么时候起算？从上一个轮回？上一个轮回是什么时候？好吧，你当然是依照基督纪元的日历来做你的算术。可是——且把讲“基督重临”的叶芝的意见放一边儿——耶稣基督纪元根本就是偶然的、没有普遍意义的——和时间自身、和需要区分时间的人众都没有关系——这个历法、这个历法所序次的时间仅仅因为一个人而开始。那个人，过去和现在一样，世界上只有一部分人信任他。那个人的被一再解释的事迹帮助人类明晰了关于痛苦和幸福的理性，进而明晰了关于社会和个人之自由的理性，乃至后来人们发现至高无上的神人去世了、宗教的好处不过是为艺术作品的创作提供了经费等等，也都是借助于他的衰迈，和把根本责任从他的庇护放还到每一个凡人自身。现今欧洲已经没有不民主的社会了，没有谁握有什么绝对的权力，在此间，时间是现存的惟一的独裁者。而且是令人绝望的独裁者，看样子没有谁能够推翻它的统治。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笔直的跑道，让你从生跑到死，就像让世界的简明的编年史从过去一直跑到现在。我们接替了我们的先人，但我们仍然是钟表里的指针，秩序地迈着军人的步伐、钟表的步伐，从过去走到现在，走向未来、未来的那些钟点。
我们的祖先在思考时间的奥妙时有所感慨，也有所发明。杜牧在长江边上一定跟孔子一样，会把流水和时间融汇在他的叹息里，但他设想三国时候的一场风如果掉过风向，世界就不一样了。实际上他那么一想，另一个世界就已经存在了，此后迄今，许多人都曾将他们某一段浮想联翩的、比在这一个世界生活时更加富于想像力的生命寄托在那一个世界里。在这一方面，我们真是有福，虽然常有人说我们的历史是一部朝代更迭史，好像一串换皇帝的接力游戏，整个国家除了皇帝之外什么也不换，但他们错了。我们的每一个新皇帝，他的第一件政务就是确定自己的年号，亦即改变时间的名号，让这个世界从上一个句号、死去的皇帝的坟墓、上一个钟表停摆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们的时间，至少在社会和政治的味道上，有着转折的感觉。
然而许多个皇帝，一个又一个，压在头上，感觉真是跟一个皇帝没有什么区别。而时间，如果像过去在中国那样，不是听命于一个像耶圣那样的抽象的独裁者，而是听从于走马灯似的会耍脾气的一个个新独裁者，我们也不会感到时间不像箭一样把我们直接送进墓穴。中国人早就把所有皇帝是一个皇帝这个等式比喻为乌鸦之黑。我们痛快地埋葬了中国皇帝，采用了欧洲皇帝：耶历——所谓西历、公历。能不能说这是一个左派的革命呢？左派讨厌所有稳定的东西，除了时间。因为在固定财产方面左派们情况不佳，而时间带来解脱。左派们对公平的诉求，对不平等状况的厌恶，都倾向于一个最大范围内的唯一的独裁者。这个独裁者应该像一台没有情感的机器，一个度量衡，向它统治的一切绝对平均地分配一切：权利和生命。这个唯一的独裁者，这个不是上帝的上帝，就是时间。所以任何地方的爱造反的人，如左派，都可能是无神论者，但不会反抗由耶历所次序的时间——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它不仅统治我们后世，也统治耶圣之前的世代，让更古的时间倒着起算。让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和春秋时代的人都倒着长。但所谓时间，只是一个计数系统，一个便于点数的排列而已。左派们什么系统都反，偏偏放走这个系统，说穿了，也是怕麻烦。如果推翻了耶圣的时间制度，弄一大堆中国皇帝的名号来放在时间前头，现在谁还会不糊涂！与其推翻一个（抽象的），迎来无数（实在有脾气的），不如干脆视若无睹；左派的信条本来就是：改善现状。这就是在这个似乎可以诡论根本的场合扯进左派右派的原因，看看谁在什么地方形左实右，什么地方可以求得中庸。
和因为德国的选举许多人去年讲左派一样，最近因为奥地利和手表生产国瑞士的选举，许多人在讲右派：极右派。极右派在这两个小国取得了极大成功。既然左派在德国执政后成绩寥寥，想来在人种政治方面的思想特别令人反感的极右派，在那每一个政策都必须获得议会里所有党派同意才能够付诸实行的小国家，也难有什么大作为。比如一想起瑞士，就不免想到时间机器，想到那种昂贵的平均，或平均的富贵，也就是瑞士人现在过的生活。有点儿暮气沉沉，但谁也不会真的去破坏。就像我们或许更喜欢中国过去的皇历制，但也不会去破坏现行的时间制度了。现在更多人在讲千禧年。有时候穿过左右两派毗邻而宣传的广场，到得了商店或过街道节的街区，看见人们伸长脖子，漂亮的项链晃动着，偶尔会倏地想起时间的影子，又偶尔会有阴沉的感受，这时候总想回到那热闹的广场上呆一会儿。
